引  言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摆脱贫弱、实现富强始终是人们的一个美好愿望，“恭喜发财”堪称这个世界上最美丽动听的金玉良言。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直告天下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财富和利益是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动因，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因为有了“财利”的存在，才有了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和社会整体的文明进步。

万物皆有其灵，万事皆有其神。世人有了求财谋利之心，世上就自然而然产生了掌财施利之神。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对能满足人们祈求财利心理的“财神”，可谓倍加推崇，无限热爱。作为中华民俗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财神”信仰已成海内外华人增进民族认同、强化民族感情的文化纽带。可以这样说，在中国，有商人的地方就有财神；在全球，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财神。

在道教的财神系统中，“财神”并非是某一位财权独揽的大神，而是一个和谐的大家族和完善的大系统。在道教的财神系统中，文财神、武财神、正财神、福财神、义财神、五方五路财神……各司其职。虽然各路财神都承载着人们招财进宝、日进斗金的美好祈盼，寄托着人们合家富贵，人财两旺的心愿。但是，中国历史上出现年代最早、供奉人群最多、真正凭借自己的智慧思想与勤劳行动去从事商业经营并取得巨大财富成就，同时实现了“商圣”“财神”两大尊名齐享的财神，唯有道商始祖范蠡一人。

发掘整理和研究提炼“文财神”范蠡身上所独具魅力的道商文化思想，对我们今天梳理、重塑和强化财神文化信仰，继承、传播和拓展财神文化智慧，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财神范蠡是老子道学文化的正宗传承者

范蠡，字少伯，又名鸱夷子皮、陶朱公，约出生于公元前520年，楚国宛邑（今河南南阳）人。范蠡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道学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他是老子道学第三代传人，中国“道商”的始祖，黄老学派的奠基者。

在老子道学思想的正统传承中，有一条几乎被大多数道家研究者忽略或漠视的传承谱系，即“老子——文子——范蠡——猗顿——白圭……”这一条道商传承线。

“道商”作为老子、文子、范蠡一脉相承的道学思想子体系，它的核心要义来源于以《道德经》为纲领的道学思想体系中。尽管老子从商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他对商业经营和经济发展有着深入透彻的理解和超前独到的认知。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若愚。”

老子对孔子谈到的“良贾”，就是“道商”雏形。

根据《文子》《列子》和《庄子》等书的相关记载，老子当年收授的弟子有：孔子、尹喜、文子、杨朱、阳子居、崔瞿、士成绮、庚桑楚、南荣赶、柏矩等。

文子是中国传统经济学的鼻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了不起的经济思想巨匠与商业哲学大师，也是中国传统诸子百家中“计然家”的形象代言人。计然家，又叫轻重家，所谓轻重，就是钱财的问题，这应当是中国财神文化的祖源与发端。计然家主要研究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并以此为治国之道。通过对天人、本末、农商、轻重、国民、虚实的分析研究和动态调控，来实现商业的成功，经济的腾飞，国民的富强，社会的发展。所谓“富上而足下”，成就圣王之圣事也。

 文子学道早通，他以老子道学思想为总纲，又游学各地，糅合他言。杜道坚认为：“文子归本老子之言，历陈天人之道、时变之宜，卒万古于一遍，诚经世之枢要也。”文子上承老子道学思想之正统，下授范蠡计然七策之奇谋，故而在老子门下众弟子中，得道尤高。王充在《论衡•自然》中极尽赞誉之词：“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对他大加赞赏，推崇备至。

《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文子》九篇，班固在其条文下注明：“老子弟子，与孔子同时。”

北魏李暹作《文子注》，传曰：“姓辛，……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

二、财神范蠡是老子道学文化的完美践行者

老子的道学思想成就了范蠡，而范蠡无疑是老子思想的最完美的践行者与诠释者。

青少年时代的范蠡，虽生活在“衰贱”之家，却饱读典籍，胸怀大志，上晓天文，下识地理，文韬武略，无所不精。然而在当时贵胄专权、政治紊乱的楚国，有天纵之才的“贫贱布衣”范蠡难为世人所识。为了不苟同于世俗，也为了躲避凡夫俗子的妒嫉非难，范蠡索性佯装狂痴，被俗人误称“狂人”“疯子”。直到宛令文种拜访，二人结为挚友，方才共同离楚赴越，共创大业。范蠡的这段人生经历，体现了老子思想中“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在不得时，不遇人的前提下，如何保持和光同尘、韬光自晦，“我独异于人”的自愚智慧。

《道德经》强调“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听说吴王夫差日夜勒兵，“欲先吴未发往伐之”。范蠡运用老子道学思想中“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的原理，劝谏勾践不要轻易动武。他说：“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由此可知，范蠡继承了老子道学中“好战必败”、“后发制人”的战略思想。

夫椒之战中，一意孤行的越王勾践败退于会稽山中。在国家的前途命运面临生死存亡之时，范蠡则充分运用了老子道学中“弱者道之用”、“柔弱胜刚强”、“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等思想观点，献“卑辞厚礼，乞吴存越”之策。范蠡向勾践慨述“越必兴、吴必败”之断言，并进谏：“人待期时，忍其辱，乘其败……”“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持满而不溢，则于天同道，上天会佑之；地能万物，人应该节用，这样则获地之赐；扶危定倾，谦卑事之，则与人同道，人可动之。”

为了帮助越国转危为安，范蠡亲自陪同勾践夫妇在吴国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砺坚，君后勿悲，臣与共勉！”在君臣韬光示弱，解除了吴王夫差的戒心归国后，身兼越国相国与上将军二职的范蠡与越王勾践深谋二十余年，他向勾践献上了七条“计然之策”，最终辅佐一个濒临灭亡的国家实现了复兴之梦，成为春秋霸主。

当政治生涯正值巅峰时刻，范蠡谨依老子“功成名遂身退”的教诲而急流勇退。他乘舟浮海到达齐国海滨后，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初涉商海开始创业。年过半百的范蠡通过苦力戮身，父子治产，进行垦荒耕作，没过几年，就积累了巨万家产。由于范蠡过人的商业智慧和社会影响力，受到了齐平公与田常的联合邀请再次出任齐相。三年任满，范蠡认为“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他再次急流勇退，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举家迁徙迁居至陶地，以陶朱公的化名重操“计然之术”以治产，没出几年，范蠡经商积资又成巨富。“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在世界商业史上创下了十九年中连续三次裸捐的最高记录，让秦相李斯发出了“千载之下，孰可比伦”的感慨。

在中国古代，由于社会主流群体对商人有失公允的评价，不但让商人失去了对自我价值的合理认定，更严重影响和制约了中国商业的健康发展。对于商业和商人的处贱地位，老子在理论上首提了“良贾”的概念。他认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也正是在此思想指导下，范蠡能够两弃相国之尊位，埋身潜心于社会公认的贱业之中寻求发展。通过广散钱财普施恩德，范蠡一举扭转了商人贪财厚利，损德弃义的不良形象，并最终赢得了“商圣”“财神”的最高荣誉。

在后世学者的眼里，范蠡俨然成了老子的化身。如葛洪在《神仙传》中“老子条”就记录称：“或云，（老子）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在吴为陶朱公……”

三、财神范蠡是老子道学文化的创新发展者

作为中国道商的始祖，范蠡把老子道学文化思想进行了实践性、创新性的发展，他通过“富国”与“富家”这两大领域对老子道学思想的社会实用价值进行了身体力行的探索。

对于富国之道，范蠡认为：“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持盈”即国家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即如何在原有国力强盛的发展基础上继续保持平衡稳定与良性发展。“定倾”就是当国家政局或经济发展出现波动状态，甚至面临倾覆的重大危机时，该如何拨乱为治，转危为安。而“节事”之道，就是在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中的关键点掌控，如何识别提取管理中的要素环节，面对发展问题该如何保持与自然规律相符合的“节制”。范蠡并把这三点与天地人结合，说：“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

老子通过对天道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这些自然现象的综合观察和成熟思考，得出了“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的整体认识。

范蠡独创并奉献给后世的“守持盈”之术，实为他对老子“戒盈”思想的技术性补充。

老子认为，要想实现天下富强，首先要“去甚、去奢、去泰”，减损自己的占有欲望。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春秋乱世，是天运更是人祸。这种人祸的酿成和放大，源于人心的贪婪和不公，是殷、周之时“嗜欲达于物，聪明诱于外，性命失其真”的恶果。所以，《道德经》提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范蠡分析了古往今来从天子以至诸侯的成败功过，认为无论是文王、武王的丰功伟绩，还是夏桀、商纣的劣迹暴行，都离不开一个总规律，那就是：但凡灭亡者，他们都是无一幸免地沾染了嗜好美味的恶习，沉溺荒废于声色娱乐之中，迷恋那些珍奇贵重的所谓宝贝器物。当他们一旦沾染了这些不良嗜好，总想满足自己的私欲怎么办呢？那就要与民夺利，千方百计从老百姓的手中捞钱。他们用整个国家不断加剧的贫富悬差和民众的困苦，来换取自己短暂的快乐，到最后国库越来越空虚，百姓越来越贫穷。“渐渍乎滋味之费，没溺于声色之类，牵孪于珍怪贵重之器。故其邦空虚。”最终的结局自然是“尊位倾，万物散。”民心瓦解，臣子背叛，身死邦亡。

范蠡也是“天下共富”主张的首倡者。

为了帮助越王勾践实现“天下共尊之”的战略梦想，范蠡对勾践提出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务利之而已矣，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所以其智能自贵于人，而天下共尊之。故曰富贵者，天下所置，不可夺也。”针对当时诸侯国君王存在的普遍现象——“利地贪财，结兵血刃，僵尸流血，欲以显于世。”范蠡告诫勾践“执其中则昌，行奢侈则亡。”

怎样避免因经济发展和过分的“重利”，而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呢？

范蠡在老子道学“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带有鲜明自我色彩的、具备道家哲学高度和深度的主张——“开天门、闭地户”。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制订者，范蠡认为“审察开置之要，可以为富。”他辅助越王践行“越国之中，富者吾安之，贫者吾予之，救其不足，损其有余，使贫富不失其利”的中和之道，帮助越国实现了“内实府库，垦其田畴，民富国强，众安道泰”的共富盛景，也率先开创了“越王内修其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谋，民不名使，官不名事。国中荡荡无有政令”的黄老道学派无为而治之历史先河。

要实现富国富民，首先应该发展农业生产，“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如何避免农业社会中不可预知的“年岁丰歉”呢？范蠡承传了计然的“十二周期循环理论”，他善于通过“治岁”“明于时交”来使“八谷大成”。范蠡认为：“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当岁星处于金星的三年中，大地就丰收；处于水星的三年中，就会遭遇灾祸；处于木星的三年中，就会收获平平；处于火星的三年中，就会遇到旱灾。所以，能帮我们安然度过灾祸的，是对自然规律的客观认识，和平时充足的准备。“圣主施令，必审于四时，此至禁也。”作为国家治理者，在发布农业政策时，一定要对春夏秋冬四季的阴阳顺逆进行预测，这才是保证农业丰收的关键所在。

富民强国之道，必须要搞活经济。“必且内蓄五谷，实其金银，满其库府，励其甲兵。”范蠡主张用国家宏观调控的方式来控制和平抑物价，并依据市场供求判断价格的涨落，他向社会推行了至今仍倍受各国经济学家推崇的“平粜法”，以确保农商两利。范蠡说：“出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平粜各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假如一斗米的价格是二十钱，米价就贱了，则农民吃亏，农业受损，后果就是没有人愿意开荒种庄稼了。而如果米价一斗涨到九十钱，米价就贵了，商业就会受损。商业受损带来的后果就是没有人为国家和社会创造财富了。显然，这两种情况都不是政府愿意看到的。只有农商两利，各行各业趋于平衡，货物和财富保持流通状态，社会才会稳定发展。有了“农末兼利”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总纲，越国在极短的时期内就开始实现了富强，成为春秋时代商业发展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

范蠡帮助勾践实现“兴越灭吴”的国家复兴战略后，他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之国，吾欲施之家。”从富国富民的社会治理转向了富家富己的商业实践。

在十九年的商业生涯中，范蠡秉持“执其中和”的原则，从道学思想的阴阳运动中获得启发，运用虚实相济的“交易有无法”，推崇“务完物”的精品战略，以“鸱夷子皮”“陶朱公”的品牌传播，实行“逐什一之利”而“不敢居贵”的价格优势。“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带领家人辗转吴、越、楚、齐诸国经商，后又选择“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居于天下之中”的陶地，“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

如何将阴阳学说中的“动静”思维运用到商业与经济领域呢？

范蠡认为，规律是事物内在的本质，是现象背后的真实，做生意尤其忌讳凭直觉、看表面、随大流。想要掌握规律必须善于观察并用心地领会，天、地、人三者之间是不断变化的。他通过对天时的提前预测实现了对商机的准确判断，“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在商品的价格波动中，“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贵了就要把它像粪土一样出掉，贱了就要把它像珠宝一样买进，这反映的是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真理。否则，“贵上极而反贱，贱下极而反贵”，对眼前财富的执著和贪婪往往会导致整体利益的倾覆之灾。范蠡对于商业经济活动中“贵贱”“水旱”的深刻领悟和灵活转化，完全符合老子道学思想中“反者道之动”的深层规律。

在经济学家的眼里，所有财富的使命是用来流通的，只有利用经济规律如同流水一样快速流通周转，才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范蠡凭借流动而频繁的商贸活动，“使财帛如流水”，视人或物的“有余”“不足”而投资，以逆市经营的“待乏”理论来赚取丰厚的利润。最后“亿则屡中，货财殖聚”，富甲天下，成为“我不求财而财自来”的道商合一典范人物。

四、财神范蠡是老子道学文化的忠实推广者

庄子曾认真研究了道法儒墨名阴阳各派学说后，他认为天下学问本出于一家，这就是“无所不在”的道术。而“道术”概念的提出，也可以追溯到越国复兴前期，身为相国的范蠡给勾践的国家富强提案中，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左道右术，去末取实”的思想纲领。

范蠡对老子道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兵法谋略”、“社会治理”、“经济思想”、“商业理论”这几个方面。

范蠡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军事指挥家与军事理论家，他曾对勾践说：“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在青年时代就对自己的兵学造诣信心百倍了。作为道家学派的学者，范蠡一生著述颇丰，他不但在商业、经济、政治领域有传世思想，他也有兵书传世。《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兵学名著“兵权谋”一类中，在《吴孙子兵法》、《齐孙子》、《公孙鞅》、《吴起》之后，专门列有“《范蠡》二篇”。遗憾的是，外界普遍认为《范蠡兵书》已经失传，只有一些碎片性质的文字散落在一些古代文献中。

在范蠡的兵法思想体系中，他以“定倾危”的救亡图存为兵法使用目的，以“先行不利”的慎战主张为使用原则，以“柔弱胜刚强”的策略为核心指导，以“阴节”“阳节”的盈虚变化为动静枢机，以“天、地、人、事、物”为整体参照，以“豫知未形”为备战理由，以“谷多，民众”为军事保障，以“匿身无见其功”为系列展开。在范蠡的战略布局与统筹指挥下，吴国迅速地由强盛转向衰败，越国由卑弱破落而富裕崛起。在二十余年的时间内，范蠡创下了“兴一国灭一国”的军事成就，使偏居东海蛮夷之地的越国走出了岌岌可危的大败局，最终实现了诸侯共尊的天下霸业。后人在评说此事时，留下了“勾践非范蠡无以存国”之说。

在“社会治理”上，越王勾践无疑是范蠡早期的真传弟子之一。《越绝书》记载：“是时勾践失众，栖于会稽之山，更用种、蠡之策，得以存。……后遂师二人，竟以禽吴。”这段文字充分证明勾践与范蠡二人的隐秘关系，名为君臣，实为师徒。

事实上，范蠡不仅仅是越王勾践的私人导师，他更是最早推崇黄老道学“无为而治”思想并成功缔造越国复兴盛世辉煌的总策划师，是隐藏在历史幕后的“黄老道学派”奠基人和创立者。

道学的精微在黄老道学一脉中。所谓黄老之学，即“黄帝”“老子”一脉相承的治理思想学说。外界学者普遍认为，黄老道学派是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从老子学说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新的道家学派，她产生于战国时期的齐国，其代表人物是宋钘、尹文、环渊、慎到、彭蒙、田骈等人。黄老学派代表作是一系列的辉煌巨著，如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黄帝四经》、以及《鹗冠子》、《管子》、《慎子》、《田子》、《蜎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

在先秦时代，黄老学派曾创下了“一枝独盛，压倒百家”的繁荣，成为诸子百家中最人多、势众、成果丰的学派，并创造和催生了中国历史上曾让全世界惊讶赞叹的汉唐盛世。但是，黄老道学这门学术体系到底是由哪一位高人创立的？创立于何时？是在什么时代背景下创立的？由于文献的湮没，后世人对其创立者和传承体系、学术主张一直语焉不详。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聚焦到了范蠡身上。

　　陈鼓应先生在《先秦道家研究的新方向》一文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帛书《黄帝四经》引用范蠡的言论达十七、八条之多，从其中思想线索来看，便可看范蠡可能是由老学发展到黄老之学的关键人物……在‘圣人因天’、‘必顺天道’、‘知天地之恒制’的论点，以及‘赢缩转化’之道和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等重要论题，都显示出范蠡上承老子思想而下开黄老学之先河。”“老子思想的入齐，范公有可能是第一个重要的老学的传播者。”

范蠡是在什么前提下创立的黄老学派呢？由于没有可信的资料文献，我们只能做出推测：

  当年，范蠡化名鸱夷子皮在齐国经商，由于其过人的商业智慧和社会成就，受到了齐平公与田常的联合邀请出任齐相。作为学者型官员，范蠡在“积著之理”的思想指导下，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学术建设。他将老子的道学思想与齐国的姜太公治政理念、管仲的治国策略相结合，又将遭遇外部危机而绝处逢生的“越国经验”与面临内部危机的齐国现状相参照，以日月升沉、赢缩转化的“天之道”，对应阴阳刑德、人权法治的“人之道”，安排组织相关人员记录和编撰了《黄帝四经》和《管子》等黄老学派系列思想著作，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政治和文化遗产。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管子》一书“中心是黄老之学的论文”。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学者都好奇《黄帝四经》和《管子》二书相同或相近的段落文句多达二十三处的缘故。

　　或许，正是由于范蠡出越入齐，两度为相的特殊人生经历，和他对国家富强天下和平的成熟深远思考，使得他对老子的大道之学的理解由“本体论”转向了“实践论”。在道术并用、道法并重的思想指导下，在“持盈、定倾、节事”的系统分类下，重点探索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黄老道学，为我们更进一步接近老子“修之于邦，修之于天下”的大成境界，提供了极具可行性的方案。

在“经济思想”和“商业理论”领域，范蠡则通过“传人”和“传家”两条途径，成功地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定律，实现了道商事业的基业长青。

在范蠡辞官离越、周游列国的这一段人生岁月中，他有没有秉承老子“吾将以为教父”的思想宗风，继续发扬“好为人师”的优良传统，通过“思想扶贫”来带动大众共同富裕？《史记集解》告诉我们：“猗顿，鲁之穷士也，耕则常饥，桑则常寒。闻朱公富，往而问术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当畜五牸。’于是乃适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

穷书生猗顿因为有了陶朱公范蠡的悉心指导，不但一举改变命运，创造了“与王者埒富”的财富新高度，他的社会知名度也与恩师陶朱公范蠡齐名，享有“陶猗之富”的美名。更为难得的是，猗顿还继承了陶朱术的商业智慧和道商之德，“急公奉饷上有利于国，恤孤怜贫下有利于民”，被后世尊为晋商始祖。司马迁谓猗顿：“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其猗顿之谓乎。”

猗顿之术，再传魏相白圭。白圭得之，“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由此可知，在春秋之末战国之初，老子的“良贾”理念从其传承体系中得到了具体的落实与推广。无论是“计然之策”“陶朱之术”的传承沿袭，还是《史记》中提到的猗顿至陶朱公处“往而问术焉”，以及白圭选拔商业后备人才“虽欲学吾术”的门槛标准。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结论——在先秦时代，中国传统商业理论的传播教育已经具备了成熟的发展条件和一定规模影响。

《史记•货殖列传》载：“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在子孙们的经营下，范家的产业有了更大规模的发展，积累的家族财富更加庞大。

与此同时，范蠡在开展“思想扶贫”的过程中，为便于道商思想更广范围的传播和复制，他和他的弟子们将那些高深莫测的道学思想通俗化、简易化、大众化，并整理成《致富奇书》、《陶朱公术》等加以流传。后世的商人们又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充实、演绎和细化，撰写出一系列冠以“陶朱公”品牌的《理财致富十二法则》、《理财致富十二戒律》、《商场教训》、《经商十八法》等，并统称之为“商人之宝”，为中国传统商业思想的发展成型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的经济思想史上，范蠡是商人心中崇拜的偶像，人们把经商事业称为“陶朱事业”，把世代经商为业或买卖公道称为“陶朱遗风”，范蠡的言论成为商人们尊奉的信条，而范蠡“以道经商，以智启财，散财济贫，天下共富”的道商思想，更被商界视作久久奉行的最高准则，成为中华民族世代相传共同推崇的一种美德，被永久地留传下来。

每逢年节，商人都要悬挂一幅装裱讲究的范蠡圣像于中堂，点香焚烛后，再由长及幼依次向范蠡圣像行跪拜之礼，其典礼之隆重，较之民间祭拜祖宗神位，远有胜之。

结束语

人生的幸福离不开财富的滋润，国家的富强离不开商人的贡献，而中国商人的商魂缺失却制约了商人群体的健康发展，中国财神文化的思想俗化也贬低了商业信仰的智慧高度。

今天，当我们群贤毕至共聚一堂，探讨研究财神文化在新时代的重要意义，谋求财神信仰如何接轨当下的经济伦理时，我们不能忘记，如何从这位中国历史真正伟大的“商圣”“财神”“道商始祖”身上，寻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价值和答案。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用“道”的哲学框架来强化商业理论的合理性，用“德”的标准体系来规范商业目标的功利性，用“术”的策略思维来打破商业创新的边界性，将中国传统商业理论带入一个全新而又完整、系统的思想体系中，使之明朗化、层次化、学科化、标准化、时代化，也正在成为“中国道商”知识体系的首要任务，也必将成为“财神文化”的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