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哲学思想家，但是他的真知来源于生活实践。尽管老子从商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他对商业经营和经济发展有着深入透彻的理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若愚。”老子谈到的“良贾”，就是“道商”雏形。

老子不但研究了商业与商人，他还进行了诸如制造业、加工业、建筑业等跨行业研究。《道德经》第十一章言：“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对车辆制造、陶器加工、建筑居室修造等诸多行业领域有着广博认知的老子。

老子把“道”看做是宇宙的本原，万事万物演变的总规律。社会发展的有序和无序，其产生根源分别是“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道德经·第四十六章》讲：“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在他看来，天下之所以会出现“有道”之治和“无道”之乱，主要在于“无欲”和“有欲”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老子站在人生的边缘，他带着超越现实的“不欲”眼光，审视着人生理想与现实的荒谬和矛盾，批判人类自身理智的浅薄和愚蠢，以“道”的观点来看世界，得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无为”结论。自然无为，就是让事物依照自身的状况去自由发展，而不要以外在的力量去干预它、约束它。这是道学思想的本质，也是老子提供给统治者治理天下的基本原则和留给社会大众人生处世的基本方法。

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春秋乱世，是天运更是人祸。这种人祸的酿成和放大，源于人心的贪婪和不公，是殷、周之时“嗜欲达于物，聪明诱于外，性命失其真”的恶果。老子认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社会经济的不健康发展，贫富差距的拉大失衡，就在于统治者与民夺利，过分地剥夺和伤害了社会大众的利益。正是由于统治者太多的人为干预，限制和左右了社会发展规律和经济演变规律，社会才会出现动荡不安。

老子通过对天道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这些自然现象的综合观察和成熟思考，得出了“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的整体认识。

要想实现天下富强，首先要“去甚、去奢、去泰”，减损自己的占有欲望。其次保持“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的良好心态，摆正自己的位置。第三要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原则，降低政府对于市场过分的人为干预，不轻易发号施令，以免破坏和影响“微观”市场的自发自律。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用好“中和”的原理，进行贫富与有无的宏观调控，“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只有在“天之道，利而不害”的最高原则指导下，万物才会因为得到“利”这个“一”，而得以蓬勃发展，呈现出生生不息之新意。在老子看来，如果治理者能够谨守和把握好上述原则，天下将自宾，万物将自化，五湖四海的财源将会滚滚而来，自动归顺臣服，社会亦将和谐稳定，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老子一方面对“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物质资源开发利用提出批评，同时又抛出了吸引消费需求的“乐与饵，过客止”策略。对于稀缺性的转化和价格波动规律，老子提出了“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的逆向思维观点，认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为了防止阴阳矛盾走向反面，背道而驰，老子认为只有效法圣人，才能在“不积”中实现最大的拥有——“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他告诫世人，我们应该“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知足者富”。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称：“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问我们：“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到底是虚名重要还是身体重要？到底是身体值钱还是财货值钱？到底是拥有后产生的问题隐患多，还是失去后产生的麻烦问题多？过份地贵重爱惜名利地位者，必有无辜的耻辱和大破费；过多地收集珍藏资金财物者，必有惨重的损失和大灾难。当我们每个人都学会算这一笔账后，就自然会明白“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就会“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并最终恍然大悟——“知足之足，常足矣！”唯有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快乐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只有懂得知足知止者，身体生命和事业才会长久平安。

根据《文子》《列子》和《庄子》等书的相关记载，老子收授的弟子有：孔子、尹喜、文子、杨朱、阳子居、崔瞿、士成绮、庚桑楚、南荣赶、柏矩等。

                                                                                         —— 摘录自李海波《道商学》